垃圾的产生不仅与经济发展有关,也与社会文化环境密切相关。不同地区居民的生活习俗不仅影响垃圾的产生量而且影响垃圾的复杂程度,并深刻影响着居民的垃圾分类行为。近年来,大量文献针对地方文化风俗、消费模式和居民的生活方式等社会文化因素以及居民的年龄、性别与职业等社会人口属性等各类因素进行深入探讨,有些研究甚至还考虑了房屋结构与房龄的影响。如 Gu 等对苏州垃圾产生状况的研究就是从 2011 年夏季到2012 年春季,对240 户居民每个季度采样一周,采取四阶段调查方法,分析不同季节条件下居民生活习惯如何影响垃圾产生的类别和数量[24]。基于垃圾产生与社会文化习俗的关联性,甚至有学者提出为实现垃圾减量化,应该要求居民改变消费习惯、调整生活方式,而这显然比回收行为本身更难实现。
比利时是较早实行垃圾分类的国家,其垃圾回收率居世界前列。比利时的垃圾垃圾分类具有以下特点: 1. 强调公众的参与意识。比利时的垃圾分类比较细,被分为纸张、纸箱、塑料、金属包装、玻璃以及无回收价值的废弃物等几大类,不同的垃圾必须用不同颜色的垃圾袋分装,一旦放错,垃圾回收工将有权拒绝运送。正是在这一强制性措施之下,公众的参与意识逐步强化和提高,目前 90% 的比利时人养成了将垃圾分类的习惯。 2. 专业化运作。据介绍,2007 年比利时超过80% 的废弃包装被回收利用,其回收规模居界前列。相关循环利用材料的出售为比利时政府带来约 7 亿欧元的收入。
既有文献应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实证数据阐述了居民个体层面的主观价值取向等多种因素对其实际分类行为的影响,概言之,这些个体层面的因素包括:价值感知(Perceived Value):是影响居民垃圾分类行为的关键因子,指居民就其所感知的个体利益、社会利益、道德性等方面权衡后对特定行为效用的总体评价,其对于个体的分类态度和情感意识具有深刻的形塑作用。其中,个体利益可具体化为居民从分类行为中收获的经济利益和成就感,社会利益则包括居民对于保护环境和减少社会治污成本等方面的认知,而道德价值则反映了个体分类行为在利他主义上的道德意义。社会利益与个体利益的获取会诱发个体行为的发生,但两者往往“不可兼得”,即垃圾分类在增加居民不便利性的同时却有效地减少了社会成本,从而增加了社会整体利益,而双重利益的取舍势必会增加个体行为选择的不确定性。